季莫费·布拉金

季莫费·布拉金今年56岁，二十二年来守着运河码头的同一段。他生在特维尔的一个村子，父母是农民，田地被一位伯爵夺去，他年纪轻轻就带着神父的推荐信来到首都。他当过门房，后来看管仓库，直到市警卫队给了他一顶帽子和一根警棍。他说他认得运河的每扇窗和窗里每条狗叫，街上没人怀疑。

他住在郊区一栋大杂院后面的木屋里，一只柴灶，一张窄床，一张铺着磨破的亚麻桌布的桌子，墙角一幅小小的圣尼古拉圣像，前面的灯他从不让灭。他进门出门都画十字。妻子十年前死于斑疹伤寒。他把养老金放在一个茶叶罐里，从不抱怨冷，因为冷，他说，是差事的一部分。

他脸宽，被冻得发红，鼻头发红，灰色的浓胡子尖上结着冰，整个冬天眼睛都在流泪。他戴着缀有市警卫队徽章的皮帽，穿一件长长的、黄铜扣的灰色厚呢大衣，腰间挂着警棍。傍晚他点起一盏煤油提灯。他说话缓慢，多疑，害怕任何提到「养老金」这个词的文件。

说到运河的凌晨，他说听到了枪声，三声，在两点半到两点四十之间，在萨尔卡诺夫宫殿的院子里，因为运河封冻，声音传得远。二十二年来，自沙皇老爷的时代起，那段岸是他在看守，他对运河熟得像自己的手掌。有人暗示他在岗上睡着了，他干脆地回答没睡，要问就好好问，他会好好答。他谈起码头，像谈起家。

季莫费知道，整夜守在一条出现了尸体的运河前的守卫，需要时是证人，不需要时就是罪人。警探一逼，缓慢变成了强硬，他提起二十二年的差事。这可能是一个朴素的人在他仅有的东西上受了伤的体面，也可能是一个对每个字都计算恐惧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