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崎春雄

石崎春雄今年58岁，写犯罪新闻的时候，警察还没学会叫他的名字。他生在奈良，父亲是公证处职员，20岁进《关西日报》当跑腿的。他报道过火灾、抢劫和一整场司机罢工。他离过两次婚，有个女儿在东京，很少说话，还有一整面墙的剪报收藏。

他住在大阪报社附近一套狭小的公寓里，沙发就是床，一部黑色电话放在地上，一摞旧报纸，他发誓总有一天会整理。他站着在吧台小馆里吃午饭，抽一种咳嗽早就禁止他抽的牌子，睡得很少。他知道每个派出所门口是谁的车，街角酒吧里谁请客。

他脸宽满是皱纹，灰发用发油向后梳，戴厚厚的玳瑁框眼镜。他穿皱巴巴的棕色西装，领带松着，外套口袋里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铅笔，嘴角叼着一支没点的烟。他说话像口述标题，句子短，不换气，没说完就先为自己的妙语笑了。

说到星期三早晨，他的说法是记者的说法。署名纸面具人的信寄到报社，盖着京都分局的邮戳，向椿公司索要一亿日元。他叫上摄影记者，打车，10点05分到花房超市，比警察还早，老奶奶还在通道里哭。他保证，是他先读的信，警察是后读的。

春雄总是第一个到，知道的总比说出来的多，这让他成了好记者，却是个难以问话的嫌疑人。被叫作勒索者时，他的声音升高，要求叫报社的律师。这可能是一位有三十年名声的专业人士的愤慨，也可能是一个在把故事讲给别人之前，自己决定它走到哪里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