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鲁诺

布鲁诺·凯斯勒今年49岁，二十年来夜夜守着柏林城铁的铁轨。他生在科特布斯，父亲是货运火车司机，母亲是食堂厨师，在修路工地干了多年，29岁进铁路，那时他的腰要求一份走得多、扛得少的活儿。他认得自己那一段的每根枕木，说铁轨到了凌晨，比许多人都会说话。

他和妻子住在城市东部郊区一栋预制板大楼的八层，阳台上妻子种着天竺葵，他把工作靴放在那儿透气。他早上拉上百叶窗睡觉，中午吃晚饭，那时整栋楼在吃午饭。厨房里总放着一只灌满咖啡的保温瓶，客厅的收音机只播足球赛。

他脸宽，白里透红，灰胡子修得整齐，一顶黑色毛线帽一直拉到眉毛，只有睡觉才摘。他在蓝色棉服外穿铁路的橙色反光背心，腰上挂着一支大手电，习惯性地打开，哪怕在路灯底下。他寡言，不信警察，回答得很少，说完一个字再掂量下一个。

说到凌晨，他的说法是找到了痕迹的人的说法：四点他在铁轨之间发现一辆倒了的手推车，一根粗绳系在护栏上，一架铝梯靠在博物馆的墙上，好像有人经他的高架桥搬了家。他说上面风大得像在海上，玻璃的声音传不过那堵墙，而那个钟点高架桥上没有火车，火车比他睡得还多。博物馆紧挨着高架桥，凌晨空无一人，没有人能肯定地证实，那个钟点每个人在哪里。

布鲁诺知道，看守黄金出去的那条铁轨的人，得解释自己为什么什么也没看见。警探问他是不是帮着运走了钱币，他的干涩变成了怒气：他提起二十年的铁路生涯，问现在是不是要他用手推车运黄金，并要求拿出证据才能叫他贼。这可能是一个被当成同谋的老实工人的愤怒，也可能是一个少答话、好不必答其余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