凯

凯·勃兰特今年23岁，在博物馆当夜班保安才四个星期。他生在柏林，父亲是公交司机，母亲是超市收银员，职校读到二年级就退学，先后送过自行车快递，干过饮料仓库，守过夜店的门，才穿上这身藏青色制服。他说这份工作不错，也轻松，周一到周六上班，周日休息。

他租住在一栋砖楼三层的房间里，离博物馆有几站地铁，地上一张床垫，电视大得墙都放不下，踢脚线边一排白球鞋像奖杯一样摆着。冰箱里吃的很少，能量饮料很多，他装在背包里，好撑过凌晨。他说总有一天要住进有阳台、看得见点什么的地方。

他的棕发两侧剃光，头顶稍长，胡子稀疏，皮肤白皙，是昼伏夜出的人。他穿藏青色保安制服，脚上是崭新的白球鞋，总是干干净净，走路双手插在口袋里。他过分亲切，说得快，管谁都叫老大，回答里全是没人问的细节。他在不该笑的时候笑，好像沉默比提问更让他难受。

说到博物馆，他的说法是新来的小伙子的说法：没人偷钱币，他说，随即改口，以前没人偷。他说，官方的说法是夜里只有保安队，但他十点到时馆长办公室的灯亮着，早上六点走时还亮着。警探问钱币，他说，要是他知道在哪儿，他早在伊维萨岛了。博物馆紧挨着高架桥，凌晨空无一人，没有人能肯定地证实，那个钟点每个人在哪里。

凯知道，队里最年轻的保安，东西不见了第一个被盯上。警探指控他给盗贼开了窗，他的笑容不见了：他说他按小时拿钱是看摄像头的，不是开窗的，没有证据，警探就是在和制服说话，不是和他。这可能是一个只因为最后来就成了嫌疑人的小伙子的恼火，也可能是一个说得太多、好不让别的问题有机会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