畑中澄子

畑中澄子今年31岁，十年来一直是支行经理的秘书。她生在长野，父亲是卖苹果的，母亲是裁缝，19岁带着一封推荐信和一只纸板箱来到东京。她高效而正式，什么都要记下来，纠正别人从不抬高声音，把往来信函登记簿看得像别人看日记一样紧。

她住在郊区一片一模一样的住宅楼里的一套小公寓，两个房间，有一只煤气炉，一张矮桌，一床早晨叠起来放到拉门后面的被褥。窗台上摆着一盆天竺葵，她像药剂师那样精确地浇水，墙上的日历没有照片，只有日期。她乘七点一刻的电车，站着，在路上读前一天的报纸。

她身材纤瘦，脸型椭圆而严肃，黑色短发烫成60年代的蓬松样式。她穿圆领白衬衫，外面是银行的藏青色制服背心，下身是深色直筒裙，口袋里别着钢笔，双手交握着，捏着一块叠好的手帕。她说完整的句子，看着对方的眼睛，恰好三秒，然后转向文件，像在核对签名。

关于那天早上的支行，她的说法是一位职业员工的说法：电气公司的奖金八点前点清了，将近三亿日元，装在三只硬铝硬铝 含铜、镁等成分的铝合金，轻而坚固，曾广泛用于制作结实的箱子和飞机部件。箱里，九点一刻车开出去。九点四十分电话响了，经理的脸刷地白了。接了电话之后，银行要求绝对保密，连报纸也没有走漏风声。雨很大，支行里人来人往，谁也无法确切证明每一分钟谁在哪里。

澄子知道，替经理管信函的秘书，是头一批被问到「从他桌上过了什么」的人。当警探说是她把车的时刻表告诉了窃贼，她的回答很冷，像在纠正一张表格的口气：要问就好好问，不然就别问。那可能是一位在银行服务了十年的员工的尊严，也可能是一个用礼仪去保护另一件事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