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莎琳德·克尔

罗莎琳德·克尔今年27岁，直到不久前，她还是伦敦一家诊所里最不引人注意的打字员。她生在布莱顿，母亲是替人做针线的寡妇，她在夜校学会打字，学费是攒了两年的积蓄。她打字快，不出错，有个习惯，交出去之前要低声再念一遍。医生的病人几乎注意不到她，而正是这一点让她保住了工作。

远在布莱顿的母亲，每月收到一张明信片，上面是精心挑选的消息。多年来，罗莎琳德住在一间出租的小屋里，墙纸褪了色，一张窄床，一面从这头裂到那头的镜子，一顶挂在钩子上的帽子，和一只没装多少东西的箱子。她吃得少，睡得差，听着楼梯上的每一步，像听一个问题。

她皮肤白，脸清秀，大眼睛，有人提高嗓门就睁得更大。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，没剪好，那身太大的棕色男孩西装用别针别在腰上。她把一顶圆顶礼帽压在额头上，缩着肩膀走路。她说话轻，不停地更正自己，一忘了角色，就赶紧退回来，带着一句不知该向谁说的道歉。

她说她是个男孩，十六岁的泰迪·埃勒里，父亲在5号舱。她说他们在安特卫普的一家旅馆等船，等了将近十天，父亲整天读伦敦的报纸，不让她出房间。说到加赛德太太，她只记得她说话大声，满屋子唱歌，管所有人叫亲爱的，除了她。她花钱厉害。罗莎琳德只在诊所见过她，从没敢多说一句，除了早上好。

罗莎琳德知道，一个像她这么害怕的人，在驶往魁北克的船上，不是藏着什么，就是在护着谁。警探一提到埋，她就往后缩，请他们别喊，发誓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姑娘被卷进一件太大的事的惊吓，也可能是一个背熟了该说什么、又怕忘记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