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兹兰

阿兹兰·哈米德今年41岁，十一年来掌管着一座机场航站楼里六十四块屏幕的监控室。他生在怡保，父亲是机修工，母亲是食堂员，白天当门卫，晚上读电子专业的技校。他进机场保安队当巡逻员，升为摄像头操作员，又升为主管，是这个班次里资格最老的员工。他谈起摄像头，像别人谈孩子：每一个都有名字和脾气。

他和妻子、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在梳邦再也一处保障房小区的五楼。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总堆满玩具，天花板风扇吵得很，还有一缸女儿们在公园赢来的小鱼。加班的那些晚上，他十一点才到家，几乎总是这样，睡在沙发上，电视开得很轻。排班允许的话，周末才是他自己的。

他皮肤黝黑，脸宽，留着细细的、修得整齐的胡子，黑发剪得短，发际线后退，有他归咎于食堂的啤酒肚。他穿浅蓝色制服衬衫，肩上挂着对讲机，有着连轴转班的人的眼袋。他说话的口气，像多年来一直背同一段手册，句子短，动词到位，他用一种与疲惫不相称的自豪捍卫着自己的部门。

说到航站楼的那个早上，他的说法是值班主管的说法：他六点起就在监控室，一个人，面对六十四块屏幕，因为早班同事因雨没来，没有人不经过他就能进去。大厅的摄像头拍到一个穿白T恤的姑娘从背后走近那个男人，捂住他的眼睛，把手在他脸上搓。之后，她把手远远离开身体，跑向洗手间。

阿兹兰知道，管摄像头的人本该什么都看见了，录像里缺了什么，问题就落到他头上。警探指控他删了画面，他把胳膊抱在肚子上，看着最近的显示器，说要么问对问题，要么叫他的上司来。这可能是一个从没出过错的职员的自豪，也可能是一个抓着职位不放的人，因为职位就是他拥有的一切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