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琳娜

伊琳娜·索科洛娃今年41岁，专写各国政府宁愿忘掉的事。她生在圣彼得堡，父亲是造船工程师，母亲是文学教师，33岁那年因为一系列报道封住了身后的门，离开了俄罗斯。在伦敦，她自由撰稿，没有编辑部，没有上司，也不保证下个月的房租有着落。

她住在卡姆登一栋发黑的砖楼二层，一室一厅，窗下是一张二手书桌，每个平面都堆满纸，电水壶一天要烧三十次。墙上只挂着一幅圣彼得堡的旧地图和一张母亲的照片。她睡得晚，起得早，夜里总留着走廊的灯。

她的栗色直发在脑后挽成低髻，皮肤白皙，灰色的眼睛带着读书太多的倦意。无论天气如何，她都穿黑色羊毛大衣，里面是灰色高领衫，耳朵上总夹着一支笔，免得到处找。她说话很快，用问题回答问题，对方说的每句话她都要记下来，哪怕眼下并没有在采访谁。

说到喝茶那天，她的说法很准确：下午三点，她在离酒店两条街的餐厅见了帕维尔，他把东西吃得干干净净，还点了甜点，对账单抱怨了一通。她一再说，很好。她在为一本书采访他，写他在情报部门的那些年，他手里的名字、日期和怒气足够把一切讲出来，而这从来不是一个健康的组合。她记得他在餐厅总要换桌，从不背对着门坐。

警探问她为谁工作时，她说为付钱的人，和他一样，然后就转了话题。这可能是一位习惯了听到更糟问题的记者的尖锐坦率，也可能是一个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的人的防御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