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尔根

于尔根·巴克拉尔今年58岁，三十年在画作之间度过，先是修复助理，后来是鹿特丹一家大展览馆的助理策展人。他生在乌得勒支，父亲是钟表匠，母亲是法语老师，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学艺术史。他谈起画布像谈起欠他探望的亲戚，谈起人则像谈起尚待鉴定的作品。

他住在博物馆公园附近的一套老公寓里，书房其实就是整个家：艺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，一张宽大的桌子配着放大镜和博物馆灯光，一只睡在最贵的图录上的暹罗猫，和一排挂着的日本版画。他六点起床，读完整份报纸，比所有人先到展馆。

他个子高，微微驼背，肤色发红，灰白的长发向后梳，白色的短胡子修得整齐。他把老花镜架在鼻尖上，穿芥末黄的灯芯绒外套，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，酒红色的羊毛围巾在脖子上绕两圈。他博学，爱慕虚荣，说话用长句，对保安和安装工人有礼貌地轻蔑。

说到案子，他说每一幅画都是他选的，经过两年的信件和晚宴，才说服基金会借出，如今他那面墙上空了七个挂钩。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走的，一如既往：检查了标签，布了防，锁上了正门。其余的，他认为该由中心站和摄像头负责。中心站的姑娘3点10分喘着气给他打电话，说警报一分钟前响过，而八分钟不是一分钟。

于尔根知道，最后一个离开、握着警报密码的人，是头一个被问到那一夜的人。当警探说是他给窃贼开了门，他把酒红色围巾又绕了一圈，回答说自己花了两年把这些画运来，这个问题缺乏体面。要么是策展人的受伤，要么是竖起的学问之墙：那条绕紧的围巾，把两样都关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