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格丽德·索尔旺

英格丽德·索尔旺今年58岁，在美术馆值夜巡已有三十年。她生在腾斯贝格，父亲是退休的捕鲸人，母亲是裁缝，28岁经历一段短暂的婚姻，又在鱼仓库干了一阵，来到奥斯陆。老守卫生病时，她进美术馆顶一个三个月的班，就留了下来。她说她熟悉地板的吱嘎声，就像别人熟悉孩子的声音。

她住在东区伯勒的两居室公寓里，窗外是停车场和一片云杉林。她每天坐电车上班，时间从不变，带一保温瓶黑咖啡和一块用面包纸包着的褐奶酪三明治。她把羊毛衫晾在暖气上，手电筒放在门边，还有个习惯，出门前要检查两遍炉子关了没有。邻居们说，没法请她安静点，因为她从来不出声。

她灰发剪得短而直，皮肤白里透着被冷风吹出的粉，一双蓝眼睛带着整夜盯着显示器的倦意。她穿绣有徽章的藏青色守卫制服，里面是灰色羊毛衫，腰上挂着手电筒。她直率，爱发牢骚，为自己三十年的巡夜自豪。她没耐心应付重复的问题，更没耐心应付叫她大婶的人。

说到凌晨，她的说法很短。10号厅的窗户传感器6点31分响了，可是今年冬天，传感器上落了雪，每周都会这样。她上去时，在地上发现了空画框，外面靠着一架梯子。她说自己和每个凌晨一样守在监控屏幕前，眼睛没离开过屏幕。她抱怨外墙上的两个摄像头，其中一个每四秒才录一帧，认为董事会把该花在摄像头上的钱花在了小彩旗上。

英格丽德知道，警报响了却没人及时赶到，第一个被追问的就是守卫。警探暗示她给盗贼让了路，她的声音硬了，说从现在起只有律师在场才开口，是工会的律师。这可能是一位不能容忍被当成同谋的专业人士的荣誉，也可能是一个宁愿用工会当盾牌、不愿回答更直接问题的人。警探得自己判断是哪一种。